无负今天（下）| 朱文
今天杂志四十周年专辑
我伸手接过那一摞《今天》，装作没事但是感觉当头挨了一棒。我转身找地方把书放好，也借机躲避一下北岛的目光。我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冲我大喊：老《今天》还在！老北岛还在！但是你他妈在哪呢？
——朱文《无负今天》，收录于《今天》第117期
现在我要说到斯德哥尔摩的那一次“《今天》大聚会”了。1996年6、7月我应邀前往伯格曼、特朗斯特罗姆和宜家的故乡，参加在奥洛夫-帕尔梅国际中心举办的“沟通：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”研讨会。奥洛夫-帕尔梅是瑞典前首相，1986年被刺身亡。此次会议的策划者是万之，《今天》海外复刊的关键人物之一，他成功说服了帕尔梅基金会，中国文学需要紧急召开一次会议。除了万之，老“今天”到场的有芒克、多多、杨炼、严力，和《今天》关系密切的高行健、赵毅衡、孟浪、孟悦、友友。从国内来了一票作家：史铁生、余华、格非、林白和我，和三位评论家：朱伟、陈思和、陈晓明。北岛没有出现，正好增加了悬疑气氛。开会期间我怀疑北岛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突然出现，阴沉着脸，向我们这些国内来的作家宣布，你们回不去了，跟我流亡吧。
回头想起来，那次会议真够特别，开会的都是中国人，出钱、做服务的都是外国人，这场面我在海外再没见过。后来马悦然出现了，但是他也不是来开会的，是来做导游的，他带领与会作家去参观那个举行诺贝尓奖颁奖典礼的大厅，我相信这大大破坏了那个奖的权威感。我是国内代表中最后一个到会的。万之从机场接了我刚到酒店，迎面就撞见芒克正弯腰想把史铁生从轮椅里掫起来，结果失败了，差点一屁股坐下，大家一阵哄笑。芒克看到我，还没站直就先咧嘴乐了。可不，接班的人来了。我放下包，在陈希米的叮嘱下把史铁生慢慢背了起来。嗯，果然是一个“重量级”的作家。
这是我第一次见芒克，他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帅，高挑、精瘦，一头花白茂盛的头发，打理得很顺。少年白至此已成了先天的优势，衬托出气色的红润，和笑容的天真。这个男人正处在最有魅力的全盛时期，芒克是他的笔名，芒爷是他的真名。1992年前后芒克和唐晓渡主编的《现代汉诗》多次大篇幅刊载我的诗歌，其中一期也是头条，带给我诗名远播已达长安的错觉。我庆幸可以向他当面致谢，但是一见到芒克我就开不了口，因为我完全被他那种大大咧咧的芒爷作风带着走。我考虑应该以武林中人或者道上的方式向他致敬才恰当，但是我也不是那号人啊。这一犹豫把致谢的事给耽搁了，后来玩起来也就忘了。但是有一天芒克忽然放下酒杯，主动向我提起了这件事，我当时窘坏了，就像一个卧底被当场揭穿，更加说不出致谢的话。现在想来仍然觉得惭愧，操，说一声谢谢会死人吗？芒克实际上读书很多，也写过不少书，你如果觉得他没文化，一定是被芒克自己给误导了。他是人物，不屑于成为文学人物。
从会议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和芒克、多多混在了一起，没有任何过渡。老哥俩很久没见了，我期待从他们嘴里听到我所知道的《今天》往事，但是他们一开口就把我的时钟向前至少调了十年。“白洋淀三剑客”这一段我不熟，那次听二位的“全面回忆”，我算是在里面活了一回。多多谈起和岳重的“爱恨情仇”就搂不住话头，芒克这时候一般不再说话，只在多多向他求证的时候点一下头。点一下头也不是同意，只是表示听到了。会议后半程的时候，我开始意识到在两位前辈说白洋淀的时候不能随便离开，因为我是重要的道具，代替那个缺席的人坐在那里，好让这一场激情四射的青春回忆变得圆满。多多有一天跟我说他很抱歉，跟我说了太多岳重，可能是因为我的哪一点和岳重很像，刺激了他。当时我其实读过根子的诗，但是不知道岳重是谁，我想这么“牛逼”的一个人，应该是岳飞的后代吧。
开会地点安排在布姆什维克湖湾会议中心，位于斯德哥尔摩南郊，风光静美，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早开始接触谈判的地方。远离市区，人迹罕至，会议组织者有意把它变成一个“文学集中营”。晚饭前有一段难得的“放风”时间，我每天都独自跑着去散步。另外两位坚持散步的就是高行健和他的英文译者Mabel Lee。我们经常会在一条有些起伏的林中小路上碰到。牟森特别郑重地托我“向老高问好”。我看他说“问好”的表情是“道歉”的感觉。1993年牟森排了一出先锋戏剧《彼岸——关于“彼岸”的一次汉语词性讨论》，改编自高行健1986年创作的、未能上演的剧本《彼岸》，在简陋的北京电影学院剧场只演了七场，却在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该剧被认为是牟森个人戏剧生涯也是中国当代实验戏剧的发轫之作。对于一个话剧剧本来说，牟森他们下手太黑了，剧本被砍掉了一半，剧名却被抻长了八倍。诗人于坚是“幕后主凶”。作为知情者我都不忍心问高行健有没有看过牟森那个版本。我和高行健关于剧作有过很好的交谈，当我提到“语感”，他忽然兴致很高，他说作家和编剧写剧本最大的区别也正在于此。多年后我才读到《彼岸》的原始剧本，大为吃惊。高行健作为中国当代实验戏剧的始作俑者，观念的超前和剧作的成熟非后来者所能及。“先锋”的意思，就是走得没影了。
杨炼和友友晚到了两天，揣着一瓶没舍得喝的威士忌来赴这场老友的聚会。事后想这瓶威士忌一定是有问题的，那么一大帮人，就一瓶酒，居然喝大了。桌子掀了，杯子淬了，眼看着我的前辈们就要在巴以和谈的地方大打出手。一股汹涌、暴戾而又哀伤的七十年代的青春气息席卷而来，我眼窝一热，心里觉得辛酸极了。也许是受奥洛夫-帕尔梅“共同责任”信念的感召，我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，加入到“灭火”的行列。等“火势”终于得到控制，我惊讶地发现大家又开始怀念起刚才的“骚乱”。他们说自从到了海外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这是头一回，邪性。
正当代表们开始抱怨“集中营”生活的枯燥时，有人告诉我们，湖里可以游泳，而且栈桥边还有一个桑拿房，就是男女裸体坐在一起聊天那种。我对北欧的风俗有所耳闻，当然第一时间就去了。我到得太早，桑拿房里没人，但是很热很闷，我怀疑自己坚持不了多久。外面淋浴间那边终于有了动静。我隔着玻璃看到一个白生生的身体正背身淋浴，长发被水打湿，软软地贴在了肩上。我觉得没必要盯着看。过了一会儿，有人拉门走了进来，杨炼！真是没想到，我们就这样“坦诚”地坐在了一起。他的出现有些意外，因为我刚才游泳时并没看见他。杨炼的长发比较讲究，是过电的那种，有点像美杜莎，我也留过长发，作为晚辈我向他请教了头发护理的问题，他确实有一套自己的办法。就在我们交流护发心得的时候，四个高大丰满的北欧姑娘拉开门鱼贯而入，微笑着和我们打了招呼便在对面坐下，青春无敌的肉体顿时塞满了整个视野。杨炼和她们聊了几句，知道她们来自挪威。我努力保持着原来的姿势，身体开始出汗，当然是因为桑拿。这时杨炼忽然向我问起国内诗坛的情况，于是我们谈起了文学。我们谈了不短的时间，但谈了些什么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。
严力会议期间好像有私事，经常不在，神出鬼没的，我们相处的时间少一些。除了他的诗，我还特别喜欢他的短篇小说，也是神出鬼没的。
万之除了白天的会务，还担着照顾大家生活的责任，所以很少参加晚上的熬夜。我和他的交流因此多在白天，所以也显得比较正式。查建英离开《今天》以后，我的稿件就直接寄给万之。因此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，他对我勉励有加。说起来万之是这群人中我最熟悉的一个，但是见面以后，我却发现他是最“陌生”的。他的妻子安娜和两个混血的儿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陌生感。不管你是放浪形骸的诗人，还是处心积虑的作家，见面相互一打量，来几句“黑帮行话”一样的问答，很快就能对接上，但是跟万之不行。他喜欢叼着一根烟斗，不管烟斗里有没有烟草。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，他的发型、服装都已经完全脱离了参照，不能提示他所处的年代。他更像是一个大使，一个货真价实的中国大使，非官方，也非非官方，直接受命于文学。
通过万之我了解到《今天》海外复刊的始末和六年来办刊的艰难，也顺便查清了美元的来源。会议结束回到斯德哥尔摩后，万之带领部分作家去参观《今天》那个“蹭来”的编辑部办公室，就是堂皇地印在杂志上的那个。国内来的作家好多之前都没有见过《今天》杂志，纷纷上前挑几本带走。我一个人落在后面，抬头看着眼前这个异国他乡的狭小空间，想想1978年北京亮马河畔的那间农民房，心里颇多感慨。正像余华后来所评价的那样，“什么是信念？这就是。”从瑞典回国以后，我对韩东说，我们俩以后就不要再挣《今天》的钱了，除非他们约稿。我的意思是，《今天》的稿费不是普通的稿费，正像当年它曾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一样，现在让它去帮助那些更需要的朋友，这是《今天》的事业，也是大家的事业。
现在回头继续说舒婷。因为吕德安的缘故，我和舒婷一见面就很亲近，再加上我们是正宗的老乡，亲近更添一分。舒婷家的祖宅和我出生的“故居”位于泉州西街开元寺对面两条挨着的巷子里。2016年我回泉州时又去看了一下，两者的直线距离不到百米，有点过于近了。舒婷的龚家是泉州有名的书香门第，出过一堆翰林、进士，龚宅所在的旧馆驿巷现在已成热闹的旅游去处。舒婷和吕德安情同姐弟，而吕德安又比我大七、八岁，所以舒婷想让我叫她阿姨。我当然不同意。其实我只是不喜欢“《致橡树》是我阿姨写的”这样的说法。舒婷真是伶牙俐齿，周围的人谁也别想占她上风。吕德安后来嘴能笨到那个程度，她负有一定的责任。作为老《今天》唯一的女诗人，舒婷的视角是不可取代的。听她臧否《今天》的男人们，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。挖苦讽刺，加揭底爆料，舒婷已预先为我塑造了老《今天》的人物群像，以至于我后来见到本尊时，都忍不住赞叹她的写实功底。顾城是见不到了。舒婷说顾城说得最多，我想我看见了他的幽灵。
1993年初夏吕德安和我陪舒婷下江南。这是舒婷的江南情结，吕德安和我兴趣并不在此。舒婷突发雅兴，杭州到苏州这一段，她想坐船沿大运河北上。当时的运河旅游非常不成熟，只有两天一班的机动小客轮，噪音震耳，舱内空气混浊。而且航程很长，下午上船，第二天早晨才能到。最可怕是运河污染严重，异味刺鼻，很长一段河水都是黑色的。但是就算这样也不足以攻破舒婷的古典意境。当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河面漂浮的垃圾，甲板上的舒婷忽然指着河边对我们兴奋地喊道：鸭子！鸭子！确实有两只白色的鸭子在镀金的黑水里来回游弋，谁又能说这不是一幅动人的风景呢？我对吕德安说，它们下的蛋应该是皮蛋吧。什么叫“上船容易下船难”，那一次我算是有了体会。晚上吕德安和我住在下铺，一人一瓶啤酒，聊着弗罗斯特，住在上铺的舒婷几次想加入谈话，都被我们顽强地抵抗住了。你把我们囚禁在你的“江南旧梦”里，我们就不让你接触我们的“弗罗斯特”，扯平了。
1998年年底舒婷通过一个活动邀请我去厦门玩。当时“断裂”风声正紧，韩东在“断裂问答”中更直接点到了舒婷的名。我觉得我应该去见她，不然显得理亏。我已做好准备，让舒婷的伶牙俐齿收拾一通。但是她没有这么做。我们确实提到了这件事，她没有批评，我也没有解释。第二天舒婷请我和另外两位女作家去鼓浪屿的陈宅作客，气氛似乎回到了从前，说说笑笑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我自己心里还是有所挂碍吧。在离开鼓浪屿的渡轮上，我在舱外站着，吹着有些凉的海风，自言自语道，我怎么能跟我的舒婷“阿姨”断裂呢？
最后，我来说北岛先生。和北岛的故事是我《今天》故事中最老的一个，也是最新的一个。可以用一首诗的名字来做这部分的标题：“结局或开始”。2017年12月26日，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这一天，我在北京国奥村星巴克门口奇迹般地碰到北岛。这是这篇文章的真正缘起。当代汉语文学史上最严肃、最执着的约稿人身穿黑色风衣从天而降，将我这个已流窜在外二十年的作者一举抓获。
那天我去那家咖啡馆完全是意外，一个朋友坚持要坐坐，我们两辆车开着一路找地，结果找到了那里。而北岛那天刚从印度回来，他的一个亲戚去机场接他，回家前北岛说想吃一口北京味，而这个亲戚居然把他拉到了国奥村星巴克旁的一家山东菜馆，我们就这样碰上了。事后很多天想起这次见面我还是觉得是在做梦。到地下了车，我没走两步迎面看见一位戴眼镜的高个男子正站在星巴克的门口，单肩挎着背包，外套敞开着，浑身上下连同那只背包都是黑色的，两道粗粗的黑眉下两只黑色的瞳孔，透过镜片直直地盯着我这个方向。当时左右一个人都没有，感觉他就是在等我。看着眼前的这个人，我愣住了。我太太金子这时跟了上来，小声地说，那不是北岛吗？好像被她的话唤醒，我连忙走过去打招呼。北岛似乎不是太惊诧。我们握手、说话，像老朋友偶遇那样开心。他当时站在那里其实是在等他亲戚泊车。这次偶遇的奇异之处在于，这是我和北岛的第一次见面。
我一直期待见到北岛，但是阴差阳错总是碰不着。九十年代我开始在欧洲逛的时候，他那时在美国；当我开始在美国逛的时候，他又去了香港。而当北岛在“黑色地图”的指引下找到回家的路时，我已经在文坛敛迹多年。对于我想见的人我的方式是碰，从来不主动去找，就想看看什么时候能碰到，这是我的游戏。和北岛最接近的两次发生在2008年前后。2007年林肯艺术中心、哥伦比亚大学和《今天》杂志联合举办的“中国独立电影展”邀请我去纽约。当收到层层转发的来自北岛的题为“寻找朱文”的邮件时，我还大喜，终于可以见到了，但是后来有情况发生，最终未能成行。另一次是2009年，我和我的英文译者JuliaLovell应邀作为主讲嘉宾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“翻译的艺术”研讨会，我托主办方去请北岛，得到的答复是，电话打通了，北岛正在机场，准备飞往摩洛哥。当时我有些沮丧，已经堵在你家门口，你竟然还是坐飞机跑了。
2010年以后我在北京五环外“藏”得更深了，什么活动都不参加，决心让朋友们骂我十年。我想和北岛的缘分就是这样，见不着了。谁又会想到呢，我们会以这样一个方式碰到。我跟北岛说，你知道这个几率有多小吗？大概相当于我天天站在我家厨房的窗口，终于有一天看到了飞碟。作为一名北岛的读者，我从大学时购买那本《北岛诗选》（新世纪出版社，1986版），到最终见到我的英雄，整整跨越了三十年。对我来说北岛那天不是从印度飞回来的，也不是从摩洛哥飞回来的，更不是从美国飞回来的，反正飞回来了。他就像是一只珍稀的大鸟，虽然看起来略显苍老、疲惫，脑后的羽毛有些凌乱，但是鸟喙的坚硬和锋利不容置疑。也许是磁感应机制出了一点偏差，所以他没能准确地落在不远处的鸟巢，而落在了国奥村星巴克的门口。
北京，让我
跟你所有灯光干杯
让我的白发领路
穿过黑色地图
如风暴领你起飞
偶遇的第二天我们约了晚上一起吃饭。北岛晚到了一会儿，因为他是打车来的，跟司机说不清地方。诗人北岛又一次在他的故乡迷路了。他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双肩背包走了进来，因为负重身体略往后倾。还是一身黑，但是大衣里面是灰色的西装和蓝色的衬衫，和昨天相比，这多出来的一点颜色几乎带来了节日的气氛。没等落座他就拉开背包，取出高高一摞新出的《今天》给我。我忽然意识到，好像我才是那个迷路的人。如果可以，我真想绕着那一摞书走开。我已经将近二十年没看过《今天》，记得最后一次和《今天》的稿件往来是在1998年，之后有两次在不同场合碰到过某一期的《今天》，但是我没有拿起来。我低头看到最上面的一册，是《今天》2017年的第三期，总第115期。距离发表我处女作的那一期已经过去了一百期。一百期就是二十五年。在这二十五年里《今天》一期也没缺过，其中的艰辛我从眼前的北岛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。我伸手接过那一摞《今天》，装作没事但是感觉当头挨了一棒。我转身找地方把书放好，也借机躲避一下北岛的目光。我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冲我大喊：老《今天》还在！老北岛还在！但是你他妈在哪呢？
怎么会没有意识到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默默地思念着《今天》呢？是因为已经麻木到不能面对自己内心的需求，还是因为已经世故到对一切都懒得再说呢？在这样一个时代，《今天》的存在是多么必要啊。
我偷“天”换“日”，把梁启超的“无负今日”改成“无负今天”送给《今天》四十周年庆典。无负今天，是我对《今天》未来的祝福，也是给自己的一个鞭策。（完）
2018.3.5，于北京
作者：朱文
题图：Clouding over the Great Hungarian Plain，Janos Tornyai 绘
【今天杂志四十周年专辑】
（点击标题可阅读）
书名：红狐丛书
主编：北岛
出版社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“红狐丛书”是一套北岛主编的当代国际诗人多语种诗集，汇集各国著名诗人作品，画出当代世界诗歌的最新版图，“让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”。红狐丛书依地域分为七辑，内容选自参与历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外国诗人作品。
每辑收录5―10名诗人的选作，尽可能展现当代世界诗歌版图的全貌。其中既有被誉为“整个东欧世界先锋诗人代表”的斯洛文尼亚诗人托马斯·萨拉蒙、日本当代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、美国原生态诗人加里·斯奈德、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；也有在国内并不知名，但在母国的诗歌界却有着十足分量的诗人，如被视作聂鲁达以来最重要的智利诗人劳尔·朱利塔，澳大利亚诗歌界几乎所有诗人都在阅读的彼得·明特，以及优秀的阿拉伯语诗人穆罕默德·贝尼斯，等等。每位诗人的作品独立成册，同时收入诗人原作与中英双语译文。每册诗集以袖珍小开本的形式出版，便于携带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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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名：镜中丛书
主编：北岛
出版社：译林出版社
自2010年起，由北岛主持的“国际诗人在香港”项目，每年邀请一两位著名的国际诗人，分别与优秀的译者合作，除了举办诗歌工作坊、朗诵会等一系列诗歌活动，更重要的是，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双语对照诗集的丛书。到目前为止，已有八位应邀的国际诗人和译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诗集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。这套丛书再从香港到内地，从繁体版到简体版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，取名为“镜中丛书”。按原出版时间顺序，包括谷川俊太郎、迈克·帕尔玛、德拉戈莫申科、盖瑞·施耐德、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罗默的六本诗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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